迷孙犁的书，大约是在1983年读了《尺泽集》之后。此前早已读过孙犁的《荷花淀》，也读过1981年才出版的《秀露集》，虽也喜欢，但谈不到“迷”。那时我在中学教语文，课余常给学生念书，比如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珍贵的尘土》，杰克·伦敦的《热爱生命》、《墨西哥人》，鲁迅的《阿长与山海经》和《鸭的喜剧》，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（节选）。《尺泽集》中我读的是《报纸的故事》和《读柳荫诗作记》。《报纸的故事》取其故事之别致、生动，《读柳荫诗作记》则更重其语言——我迷孙犁，首先是迷他的语言。至今仍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对于柳荫的诗，我的印象是：婉约舒畅，节拍和谐，有一条脉脉的情绪，贯穿其间；有一点鲜明的理想，悬诸诗外。”
这可能与我的偏爱有关。中国文学中，我最爱陶渊明的语言——大味必淡。孙犁正是这方面的高手。以后就收集孙犁的书，大约用了12年的时间，收集到9本。孙犁在“文革”后共出了10本书，都是他亲自编定的，其中《老荒集》我未买到。
1997年，通过朋友认识了孙犁研究会的秘书长刘宗武，我们谈得很投机，于是有了为孙犁出书的动议。先是出了《书衣文录》，不久又出了《芸斋书简》。后者是孙犁早就想出的一本书。他是一个不喜欢说话和见人的人，他喜欢写信。他的信大都写得有内容，有文采，其实是很好的创作。
出版了这两种书后，又与刘宗武及孙犁的儿子孙晓达谈到重新出版孙犁晚年10本书的想法。这10本书出版时间跨度很大，前后近20年，其中多数印数很少，早已脱销，而且原出版社和版本不一，原书无插图。此次出版，一齐推出，统一开本，多加插图，会是一件极有意义之事。此想法得到他们二人赞同。此后又二年，刘宗武做了大量校阅和收集图片的工作，并经多方征求意见，丛书名就定为《耕堂劫后十种》。耕堂者，孙犁晚年自命的斋名也。为排版方便，我把自己自1981年起购买的9本书，加上刘宗武送我的《老荒集》一起，交印刷厂照排，没想到，清样送来时，发现工厂为了照排方便，把我珍藏多年的书全部拆开，而且用圆珠笔划了许多标记，惨不忍睹。在这些书的扉页上，均记有我当年购到它们时的喜悦之情，记录着我的生命历程。心痛之余，我想，这也算是为出版孙犁的书做出的一点牺牲吧！
《耕堂劫后十种》总计约120万字，我编的时候，一字一字，看了两三遍，真是受益匪浅啊！校的时候，我选了一段完整的、无干扰的时间，不觉其累，反而感到是一种享受。这是真正的美文，其中有些称得上是不朽的文字。透过这些文字，我分明看到一位坚守文化传统的老人，他情感丰富却又刚正执拗，不掩饰自我，也不为别人掩饰，常常显得出格，非常个性化。我分明感到，这样的作家、这样的作品，是很不“时髦”的，是孤傲而寂寞的。孙犁曾接到一位读者的信，批评他发表一些信件，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。孙犁接信后，心情十分沉重，写信给一位朋友说：“我也没有给他回信，怕再浪费他的时间。”
实际上，孙犁是当代极少有的、声望低于其水平的作家，这在我们这个善于包装的、众声喧嚣的社会中，亦可称为奇迹。尤其是他近20年来的作品，所运用的艺术手法，所表现的艺术个性，都臻于化境，却未能为广大读者所熟知，所关注。由此观之，我们出版这套书，也许还有着更加重大的意义。
书出版后，1999年9月16日，我专程赴天津给孙犁先生送样书。孙先生1995年封笔，现住在医院里，大部分时间闭目沉思。书送去时，他没睁眼，也没说话。我们把书轻轻放在床边的柜子上，默默地看着他。他瘦多了。两只手，因为瘦，显得十分修长。
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看没看这套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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